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20世纪上半叶，时逢乱世。在日本侵华期间，一些故宫前辈负责文物南迁，为民族延续文明的香火，每一个人都堪称一个传奇。

庄严1924年毕业於北京大学哲学系，进清室善后委员会做清点文物的工作，后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曾戏称“宣统出宫我入宫”。然而没想到，他也要出宫了——带着故宫文物。当时，负责古物装箱的庄严觉得，最难装的就是那10件先秦石鼓。每一件石鼓都是重约1吨的花岗石，表面文字经过数千年风雨侵蚀，又十分脆弱。但庄严承诺，“人在，文物在。”

1933年从北京出发，过黄河、过长江，从华北平原到成都平原，石鼓一路到了贵阳，庄严的第四子庄灵就是在那儿出生的。“我看过他们在异乡拍下的照片，生逢乱世，人若飘蓬，但看不出丝毫的仓皇疲惫、怅惘伤感。他们衣履简陋，表情里却蕴藏着无限的骄傲。他们知道，这样一个创造出灿烂文化的民族，是不可能被打败的。”祝勇说。

10多年辗转了半个中国的石鼓，如今藏於故宫宁寿宫皇极殿的石鼓馆。2018年秋天，庄灵去了石鼓馆，十具粗朴的石鼓，仿佛一直等在那里。他在石鼓前站了很久，陪在一旁的祝勇想:“他可能会想他的父亲，他自己的童年，或者，更久远的岁月洪荒。”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故宫一直在“建”。这些年，故宫越来越“热”，也越来越“潮”，文创、综艺、手游、互动展、游戏书，连《故宫六百年》的新书首发都是在快手直播举行的。偶尔来参观的人，可能更多关注故宫的“热”与“闹”，少有人关注故宫的“冷”与“静”。

每次有朋友来故宫，祝勇都会带去文渊阁，这里是开放区，但游客并不多，“很清静，很符合它的气质”，因为这里是干隆皇帝的藏书之所，而且藏的不是一般的书，而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

由於部头巨大，不可能刊印，《四库全书》在干隆时代总共缮写了7部，历经两百多年风雨，现存世上三部半。 文渊阁的这部去了台湾，但藏书之阁仍在，阁中的书架，还是干隆时代的，那些金丝楠木书柜依旧照原样摆放着。

“中国文、史、哲、理、工、农、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它的源头和血脉，几乎所有关於中国的新兴学科都能从这里找到它生存发展的泥土和营养。有多少读书人的生命，消融在了这部书的编纂中。”祝勇说，“我很喜欢文渊阁的气息，在这里，我会感觉到所谓文脉不是抽象的存在，它是具体的，可以看见，可以闻到。”

在祝勇的印象中，“博物馆热”只是最近几年的事儿，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内，博物馆都是冷门。许多人从《我在故宫修文物》这样的纪录片上看到了故宫人的职业精神，但祝勇说，其实故宫人一直是这样的。

“他们没有哗众取宠的动作，没有虚张声势的表情，红墙隔开了外部的喧嚣，他们沉浸在自己的工作中，一沉就是一辈子。这种职业精神，从故宫的前辈，一直贯注到今天。没有这样的毅力和决心，他们就不会各有所成，故宫也不会是今天的故宫。”

最后，回到那个问题，故宫是什么?

“故宫是一座凝聚了中华文明之美的城池，万万千千的劳动者成就了它的美……故宫也是一面镜子，卑鄙的人从中看见了卑鄙，他们永远对官场技能、后宫争斗情有独锺;高尚的人则从中找到了高尚，这高尚滋养了我们的过去，同样也将滋养我们的未来。”祝勇在《故宫六百年》的后记中写道。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蒋肖斌来源:中国青年报

【编辑:王诗尧】